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一直都是共生共存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周而复始。
17世纪，当阿姆斯特丹港堆满了进口货物时，被誉为“海上马车夫”的荷兰，正凭着高效的转口贸易赚的盆满钵满。而同时期的英国，选择国家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和殖民地掠夺，在18世纪终于成为日不落帝国，保守派战胜了自由派。
托马斯-孟 Thomas Mun于1644年写的《英国对外贸易的财富》（England’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），被誉为重商主义的圣经。核心观点就是外贸要出超，把贵金属留在本国，这和当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类似之处。有趣的是，托马斯·孟的祖父和叔叔都是在皇家铸币厂工作，对钱很敏感。
当亚当-斯密Adam Smith登场的时候，英国已经“世界工厂”，谷物法和航海法被取消，自由贸易成了英国的选择。亚当-斯密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，奠定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。他认为各国应该基于“绝对优势“实施分工，即各自专注生产其最擅长的商品，然后通过自由贸易交换彼此的商品，从而提高整体效率和财富。
大卫-李嘉图 David Ricardo，在炒股发财后，自学成才。他把“绝对优势”升级为“比较优势”，就算一个国家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，但只要各国专注于生产相对效率更高的商品，国际贸易仍然有益。他以英葡贸易的虚拟案例为例：英国在布匹和葡萄酒上的劳动成本都高过葡萄牙，但只要生产布匹相对生产葡萄酒的劳动成本低，那么英国专注布匹生产，葡萄牙专注于葡萄酒，双方都能以更低的总成本获得更多商品。“比较优势”算的是“机会成本”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。
而同时期比英国弱小的德国和美国，转而拥抱贸易保护主义。美国第一任财长Hamilton以保护国内幼稚工业为名，实施高关税的政策，德国也紧随其后。
但自由贸易理论的进步并没有停止。20世纪初两位瑞典经济学家，同时也是师生，提出了赫克歇尔-俄林HO模型（Heckscher-Ohlin），认为比较优势的来源是资源禀赋。谁资源禀赋高，谁就生产什么。比如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，印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。而且不用担心，最后通过自由贸易，各国的要素价格（如工资、资本回报率）会趋向均等。
就算大家发展到资源禀赋相近，贸易依然有益，这是保罗·克鲁格曼（Paul Krugman）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贸易理论。他认为相同禀赋的国家，也会因为一方的规模经济而享有成本优势，或者产品差异化给对方提供了多样的选择。美国可以出口汽车给德国，也可以买德国的汽车。
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，保护主义就盛行。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认为，在经济衰退时，自由贸易可能会加剧国内失业问题，因为进口商品可能冲击本国产业，导致需求进一步下降。政府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总需求，而保护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工具，帮助稳定经济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动则挥舞关税大棒，不是凯恩斯主义。
国际分工是自由贸易的基础，随着信息科技、互联网、和国际运输的进步，我们进入了超级分工时代。没有一家企业能生产全部东西，大到飞机，小到铅笔。国际经济学家 Richard Baldwin，认为现代贸易不再是简单的“成品贸易”，而是“任务贸易”（trade in tasks），涉及到中间品、服务和知识的复杂网络，各国各领任务，完成属于自己的高效分工。
受疫情和地缘政治的影响，这种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。在核心领域如芯片，医药，实施部分脱钩成为现实；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，强迫供应链回流也正在进行。当重组不是基于效率，而是源自国家干预，会造成资源错配和巨额投资浪费。
无论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如何相生相克，自由贸易始终是大趋势。贸易保护取得的短期成果，是会因为牺牲政治经济的长远福祉而失去。斯穆特-霍利法案殷鉴不远，然而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，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。
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-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，以没人可以独立做出一支铅笔为例，说明了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性。他强调，自由贸易如此重要，不仅因为其提升生产效率，更因为其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和谐与和平。
这才是自由贸易的真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