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TR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）针对中国相关货轮征收巨额靠港费，不仅额度高，且覆盖面广。对中国运营货轮，征收100万美元/艘；对中国造货轮，征收150万美元/艘。跑北美航线的船，停靠3-4个美国港口很正常，如此一来，每个货柜会增加600-800美金的费用。这个政策遭到美国300多家贸易组织反对，也可能是因其他事情耽搁，该方案暂未于2025年3月24日最后期限实施，充满不确定性。
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。1651年10月，英荷争夺海上霸权，英国通过Navigation Act（航海条例），规定所有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输，或由货物原产国的船只直接运送。该政策直接针对海上马车夫荷兰，引发了次年的英荷海战。之后英国通过持续的限制和冲突，导致荷兰的衰落和日不落帝国的崛起。
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
当年的课本说航海条例采用了歧视性关税，这是不对的，航海条例属于典型的Non-Tariff Barrier 非关税壁垒。而川普于2025年4月2日宣布的对等关税计划，则是典型的Tariff Barrier 关税壁垒，兼具全球性（10%基准关税）和针对性（中国34%）。
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这样做。1930年，在大萧条期间，美国同样发起了全球关税战，即Smoot-Hawley Tariff Act（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案），针对超过20,000种进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税率，平均税率从此前的约13.5%上升至近20%，对某些商品的税率甚至高达59%-60%。该方案随后引发了相关贸易国的关税上涨报复，导致全球贸易额腰斩，经济危机的加剧间接助推二战爆发。
关税税率正常是多少
一般来讲发达国家低，大致5%以下，而发展中国家远高于发达国家。发展中国家关税税率高的主要是产业保护需要，当然关税也是欠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。以中国为例，在赫德任中国关长（Rober Hert）时期，清政府没有关税自主权，采用的是5%的低税率，以利于外国货销售，但关税也贡献了最高占比30%的财政收入，关税除了用于偿债，也给洋务运动提供了资金。1992年，中国Simple Average Tarrif Rate （简单平均关税）差不多为40%。加入世贸后，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逐渐降低到10%以下。
关税是主要财政收入吗
如前所述，赫德时期中国关税最高达财政收入30%，所以这笔钱很重要。在50年代，中国关税占财政收入比例已经低于10%，去年中国关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才1.3%。美国的数据也差不多。在发达国家，关税已经不是财政收入主要来源，它更多是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工具。
坊间有种说法，说川普用增加的关税收入，来弥补个税减税的窟窿。这个说法就显然不成立了，因为关税和所得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况且大幅提升关税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，关税收入还可能降低，如1930年代的斯穆特-霍利关税法案时期一样，因为贸易收缩了。
贸易本身比关税更重要
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活跃的进出口贸易带来的效应，当然比税收本身更重要。外贸、消费、投资是经济成长的三大马车，202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Foreign Trade Dependence Ratio 近40%，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差不多是25%，中国相对更依赖国际贸易。40%的贸易依存度对中国而言，是相对安全的，毕竟在2006年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曾经超过70%。过于依赖，不仅有风险，也不可持续。
2006年，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.7万亿美元，就已经是GDP的70%多了，现在的40%外贸依存度，对应的是是7万多亿美元的外贸额。这是个怪兽级的数据，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，就已大幅超过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GDP了。
贸易是人类的生命线，也是和平的底线。当商品不能跨过汉界的话，战马就会越过楚河。
